短短的夏令营结束了，几天来的朝夕相处与精彩世界，一定给孩子们的心底播下了一颗种子。希望这颗种子能一天天生根发芽渐渐长大，让孩子们都成长为自信达观、勇敢坚毅、乐于助人的人。而为了这次活动的成功，许多人在背后默默付出了精力，尤其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志愿者，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生动诠释了袁立基金会的宗旨：爱是信念，永远不败。
家泉是一名尘肺病患者，同时也是一名志愿者，他的故事令人唏嘘。面对同命相连的家庭，他认真梳理名单，精心挑选能来的孩子，自助与互助的精神令人感动。
如下是他的自述：
俗话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16岁不到我就和成年人一起干体力活，我个子矮，但是我的鞋要穿41码，也许是那时候体力过度，压得我不长高了，只有162公分。
家里条件稍微有所改变，又张罗给哥哥娶媳妇。随着浩浩荡荡的打工大潮，90年代初我随老乡来到深圳打工，找到了一份当时别人很羡慕的工作——风钻爆破。这种工作较其它建筑行业收入要高，并且人又很自由，捱到2005年才勉强成了家。
婚后我很幸福，爱人贤惠，给我生了一儿一女，老婆在家带孩子，我继续在深圳从事风钻爆破工作，一干就十多年，到2009年身体感觉不适，那一年深圳的尘肺病事件爆发，我和工友们自发去深圳职防院检查鉴定身体，结果我患上了严重的尘肺病，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。
我的两个儿女都很小，之前赚得钱又修了两层楼房，根本就没有剩下什么积蓄，两个小孩读书，父母的年纪又大。回到家中，没有经济来源，花钱的地方多，赡养老人、小孩读书负担很大，但是又不能闲着，否则小孩读书都成了问题。我和爱人合计在家养猪，然而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完全丧失了劳力，一切担子都压在了爱人的身上，真是苦了我的爱人。喂猪需要大量的玉米、红薯，在邻居的帮助下，我家载种了大量的红薯，我发现了一点商机，就是把红薯打成粉，渣子就喂猪。
2017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们桑植地区的尘肺病家庭的孩子被介绍给了上海袁立基金会，在另一位志愿者的推荐与帮助下我还当上了桑植地区的志愿者。这几年，爱人的辛勤劳动，养猪，做红薯粉，加工红薯粉是件很辛苦的工作，先是洗、打、滤、提粉、洗粉、晾粉丝，一系列的操作程序真是苦了我的爱人！有了红薯粉丝又担心销路，还好在长沙的志愿者们在网上帮我搞了销售平台，不用担心红薯粉丝卖不出去。
这几年养猪、卖猪、卖红薯粉丝，还有袁立基金会的助学帮助，解决我的后顾之忧，这几年整个家庭算平安度过。在此，衷心感谢袁立基金会的大力帮助！和各位老师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！愿好人一生平安！
作为一个志愿者，我看到同样家庭的孩子去参加了夏令营，我由衷为他们高兴。贫苦和疾病不能再延续给下一代，相信未来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我们基金会的人手有限，真正保障夏令营完美运转全靠这些可爱的志愿者们。他们时而是老师、时而是服务员、时而又是心理辅导员。有孩子晕车走不动，志愿者干脆将她背在身上。这些志愿者的形象就是我们的形象，在此也真诚的感谢他们，让这次活动有力量有温度。
夏令营结束，张家界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让孩子们的回家路变得困难。核酸、隔离、甚至被暂时限制出站，又是我们的志愿者挺身而出，一直坚持到最后。
一个志愿者的亲身经历：
玉鑫的爸爸是三期尘肺病人，奥奥的爸爸也是三期尘肺病人，都丧失了劳动能力，家庭条件很一般，我们一行在长沙返回桑植的时候，8月1号下午在桑植高铁站不让出站了。
张家界地区出现了新冠疫情，不能回家，高铁站滞留的人很多，也没有饭吃，政府每人发了一桶方便面一瓶矿泉水，等到晚上12点多组织了一次核酸检测，大家都很焦急，一脸茫然。
捱到凌晨3点多，没有出现疫情的乡镇，政府都派人和车把车站的人陆续接走了，玉鑫和奥奥住在芙蓉桥白族乡，那里出现了疫情不能回家，当然我是可以回家的，但为了他俩的安全我也陪在一起没有回家，在高铁站苦苦等待政府安排，中午政府安排了米粉吃了。
等到下午2点40分左右，政府安排接我们到了桑植县金豪酒店居住，住进酒店后是限制外出的，不能与外界接触，吃住都在酒店，度日如年。两个孩子整天都无精打采，胃口也不好，吃得也不好，睡得也不安稳，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我鼓励说不怕，很快了！很快了！可能是离家、离开父母太久的原故吧，两个孩时刻都处在焦虑状态。
还好基金会提供了救助资金，我们的吃住都有保障！在此感谢基金会的大爱与帮助，我和孩子们现在已经平安到家了，请各位放心。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，我一定第一个报名，伙伴们下次再见！
正是有这些可爱的志愿者伙伴，让这次夏令营活动完美收官。虽然疫情来的突然，但每一个孩子都平安回了家。在此也期盼疫情快一点过去，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让朗朗书声再次响彻校园。